《补天》中的部分情节是鲁迅偶然写进去的。比如补天时女娲胯下出现了一位朝臣，沉痛地控诉女娲因为裸露而犯了“禽兽刑”。虽然如此，小说中有关人的情节，还是构成了一条完整而严密的线索。

与女娲放人自由的做法相反，人的历史表现为一个独占的过程。

起初女娲所造之人围绕着女娲欢快地打转。女娲甚至从他们身上学会了“第一回笑得合不拢嘴”。但很快，因为人数增多，人便与女娲渐行渐远。人的历史就从“出走”开始。

(相关资料图)

出走后人类发生的第一个历史事件是分类。人群分化成了两个大的基本类别：一类脱离政治，遁入仙山，修仙以求长生不死，至少这是从道山上摔下来的那位道士传给徒弟们的秘密；另一类则在政治中相互征战，成王败寇。两类人最后在秦皇汉武寻访仙山的事迹中再次合流。这可能暗示，推动这次基本分化的，是同一个强有力的动机：自我保存。

政治中的争权夺利追求的是权势的扩张，需要勇气和冒险，看上去和自我保存的动机正好相反。但是，君王的这种敢冒风险的行为，以占去和垄断为目的，反而是最大程度的自我保存。与道士的修隐只是手段不同。

道士修仙也不像表面看来的那样，将俗物置身事外，云淡风轻。他们求取长生不死的欲望，同样是最大限度地保存生命。他们同君王一样，也想把这种自我保存的激情，发展到超出凡人的限度之外。

因而，称王称霸与海外升仙，在小说中只不过是同一个推动力的两极。

在这第一个历史性分类之后，两个类别当中的一个，也就是政治世界，再次分化为两类：胜者与败者。颛顼与康回（共工）两股势力相争，颛顼得胜。颛顼得胜之后，才出现了那个控诉女娲“裸露”罪行的朝臣。所以，这位道貌岸然的卫道士，属于胜利者的谱系。小说第三节所写的“禁军终于杀到”，以及往后的秦皇汉武这一整个系列，都是如此。

不过这里的“传承”，并不是血缘意义上的，而只是胜利者的谱系。胜利者的正统性比血缘建构的族谱更高。不过，血缘的联系在观念上似乎更合乎自然，更有“说服力”，于是，胜利者运用优胜的暴力，把自己的族系，提升到造物主“嫡系”的高度，结果就把事情的本相颠倒了过来，族谱成了比得胜的事实更高的“原理”，只有胜利者是女娲的嫡传。

顺带说一句，《补天》中关于人之历史的“解释”，同历史学家顾劼刚的“古史辨”得到的结论，非常类似。顾劼刚发现，越是晚近的人类，在追溯自己的世系时，越是追溯得久远。他因此而疑古，甚至别出心裁地考证，大禹可能是条虫子的名字。

然而，鲁迅对顾劼刚的这些高论似乎颇为不屑。他在小说中，几次化用了顾劼刚的形象，对他进行讽刺。像《铸剑》开头的那只红鼻子老鼠，据说就取了顾劼刚鼻子红的形象。在《理水》中，则更是写进了一位“鸟头学者”，在“文化山上”大谈遗传学和“鲧是鱼而禹是虫”的空论。这已经无异于指名道姓的“诋毁”了。

那么这里是否存在某种矛盾？为什么鲁迅不能欣赏这些学院派的历史科学呢？原因可能有两个。第一个，大概是学院派“为知识而知识”的取向，同文学中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主张近似。鲁迅则站在“为人生”的立场。第二个则是历史科学对待神话的态度，在鲁迅看来，本身就是有疑问的。神话的意义主要不在是否经得起历史科学的考察，而在于它凝聚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原理。因而，神话的“真相”并不是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。对待神话的恰当态度是哲学的态度，因为神话传递的是思想，不是史实。

言归正传。无论是修仙的道士，还是政争当中的失败者和胜利者，他们对女娲、对他们的创造之神，都有某种理解。道士们见到女娲时，称她为“上真”。因而，修仙以求长生的道士，是从他们自己的生存方式出发认识女娲的。女娲是他们那个“世界原理”的最高体现，是最高的“仙”。他们的修仙训练，实际上是对他们所理解的女娲的模仿。

政争中的人群同样模仿女娲，只是方式有别。他们把女娲当作最高法官一样的存在，向她求告，虽然他们每一派自己都在争夺这个最高司法官的地位。共工一派说，颛顼无道；颛顼一派则说，共工无道。他们自己呢，都是在“实行天讨”，只不过一胜一败。败者似乎委屈，求女娲主持公道；胜者则好像是在向女娲复命，祈求神灵给他们“首肯”。当然，女娲对哪一派都不作回应。因为她可能理解什么是战争，却显然不理解人类发明的这些战争理由。

无论是“上真”的形象，还是女娲“帝王”的形象，模仿者在面对她的时候，都带着某种畏惧。但从这个点开始往下，胜利者对着手补天的女娲，产生了新的态度。

首先产生的是敌意。补天需要青石。但是地上的青石不多。于是女娲就到“热闹处去寻些零碎”。可她遇到的是“冷笑，痛骂，或者抢回去”。最触目的是“抢回去”。这表示这些“热闹处”的人群已经将青石占为己有了。女娲未经许可便取用人的所有物，也就变成了侵犯者和掠夺者。

更进一步的，就是接着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的朝臣。他凭着人所发明的伦理纲常，宣布女娲是罪犯。小说中，这是在女娲死前人类的角色最后一次出现。女娲不仅仅是敌人，而且还是罪犯。作为敌人，女娲被汲汲于王霸事业的人群排斥在了“外部”。但是当女娲又被宣布为“国之常刑”所禁止的罪犯之后，她又被人类的刑法收服进了“内部”。女娲先是从“高高在上”的神明，降格为危险的敌对力量，进而又降格成了低于常人的罪犯或“禽兽”。胜利者不仅战胜了对手，而且还降伏了神明。

当女娲死后、人类再次出现时，是“禁军终于杀到”了。这是第三节的内容。这就接上了第二节的情节。为什么“禁军杀到”？因为补天的女娲已经成了敌人和罪犯。“禁军”显然是来讨伐罪人的。补天燃起的大火，似乎就是人类眼中的战火。他们迟迟没有攻过来，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力击败这场天火。他们不得不等到“望不见火光和烟尘的时候”。

也许鲁迅通过这样的情节设置是想表达一种苦闷情绪：真正献身于有益的事业的人，得不到同情和理解。不过，我觉得苦闷的情绪即使有，也不是主要的。要点在于小说对胜利者历史真相的揭示。

女娲死了，危险解除了，禁军在女娲的尸体上占去了最为丰腴的一块，然后仿佛得到天启一般“突然变了口风”。他们说，“惟有他们是女娲的嫡派”，然后改换了旗帜，称“女娲氏之肠”。死去的女娲又从敌人和罪犯，升到了祖宗神的宝座上，尽管宝座是空的，只有胜利者才能坐在上面。这样，胜者独占了女娲的肚皮，进而独占了女娲名号的使用权，并终于独占了女娲的功劳。他们将会在无数的世代传递中，宣扬女娲从来没有说出过的话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大逆不道者不肖子孙也，不肖子孙者大逆不道也。

写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了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。与古典权力的“让你死”不同，生命政治运作的是“让你生”的权力。其实，在家国天下的传统当中，始终都是以生命政治为根底的。它的权力总是反复地暗示，人只有首先认清是谁给了你生命，才能脱离“禽兽”的行列，才配在世上存活。这一切都是“独占”的逻辑结果。历史和逻辑的一致程度，比想象的要严密得多。

《补天》的第三节虽然简短，却不是一个额外的补丁。它完成了随着女娲造人而引起的人的历史。人在女娲手中诞生，又从女娲身边出走，最后又回归到了女娲身边。只不过，这不是基督教神学当中那个失乐园又复乐园的故事，而是一个人类捕捉并奴役神明的故事。人间的事物纷繁多样，又到处相似；到处相似又彼此乖离。完全有可能，在最高程度的虔敬之中，却隐藏着最高程度的亵渎。

小说的结尾处，非政治的道士派和政治的帝王派合流了，起因是道士“想讨好”，把仙山的秘密奏闻了秦始皇，结果就开启了皇帝寻访仙山求永生的故事。可见，道士和帝王终于互相羡慕，互相引诱，各自膨胀了既有的欲望，终于双双至于腐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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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林刚，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。哲学想要解释一切，政治想要改造一切。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。它是两种有关“一切”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，既连接，又区隔。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，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“螳臂馆”的小屋。